1955年3月，台北的雨季来得比往年更猛。
连日大雨把整座城市泡成了一块湿透的抹布，屋檐下的雨帘像断线的珠子砸在骑楼的磨石子地面上，溅起细密的水花。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洗不掉的霉味，混着排水沟返上来的腥臭，穿巷风一吹，往人的骨头缝里钻。街角新贴的“保密防谍，人人有责”标语被雨水打湿了一角，墨迹洇开，像一张哭花了的脸。几个穿卡其色制服的宪兵缩在骑楼下抽烟，眼睛却不停地在过往行人的脸上扫来扫去，活像秃鹫在觅食。
林默涵站在大稻埕码头附近一间废弃仓库的二层阁楼里，手指拨开发霉的木板窗格，目光穿过雨幕，落向街对面那面斑驳的砖墙。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歌仔戏海报，是都马剧团《六才子西厢记》的演出通告，海报的四角已经被雨水泡得卷了起来，但“莺莺”二字旁边那个不起眼的折痕——三道齐刷刷的短线——是三天前出现的。那是苏曼卿留下的，意思是：有紧急情报，老地方，老时间。
但苏曼卿已经不在了。
林默涵的手指在窗格上微微收紧。三天前，苏曼卿在台北车站引开特务时身中三枪，消息传到台中时已经是第二天中午。他那时正在山里清点“青松”送来的军列调度表，听到消息的瞬间，手里的铅笔折成了两截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把断了的铅笔插进胸前的口袋，那截断笔头扎在衬衣上，留下了一个洗不掉的墨点。
现在那个墨点还在。他每天穿衣服时都能摸到它，硬邦邦的一小块，像一颗嵌进肉里的痣。
海报上的折痕还在。
林默涵合上窗格，转身走到阁楼角落，打开一只旧木箱，取出压在箱底的一卷东西——一张卷得很紧的歌仔戏手抄剧本。封皮上用毛笔写着四个字：山伯英台。字迹是苏曼卿的，笔锋圆润，最后那个“台”字的最后一捺拖得很长，像她说话时习惯性地扬尾音。
他把剧本翻开。内页是密密麻麻的工尺谱和唱词，但翻到第七页时，纸页的右下角有一行极小的铅笔字，字迹和封皮完全不同，是江一苇的——军情局机要秘书“影子”的密写。
“三月初七，戌时，台北大桥下。台风计划最终坐标。有尾巴，你一个人来。”
今天已经是三月初十。
林默涵把剧本卷好，塞进怀里。他走到阁楼的另一角，掀开一块松动的木板，从下面的夹层里取出一只扁平的铁皮盒。盒子里是***枪、两发子弹，以及一本薄薄的《唐诗三百首》。他把手枪别在腰后，子弹装在裤兜里，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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