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北的雨下了整整一天。
林默涵蹲在颜料行的阁楼里，后腰贴着一只布包，包里是发报机的核心零件。他的脊背抵着墙壁，墙壁在返潮，雨水从瓦缝里渗进来，沿着椽木淌出一道道深褐色的水痕。阁楼里没有灯，唯一的光源是气窗外透进来的、被雨幕过滤过的灰白天色。气窗的玻璃裂了一道纹，雨丝从裂缝里飘进来，打在他右肩上，那半边衣服已经湿透了。
他保持这个姿势已经三个小时。
楼下，颜料行店面里传来零星的脚步声。不是顾客——顾客不会在雨天下午四点还来买颜料。脚步很轻，两到三个人，皮靴底踩在木地板上，发出那种特制的、不自然的吱嘎声。台湾军情局特务的皮靴，底是软的，走起来几乎没声音。但这栋日据时期的老房子地板不平，再软的鞋底也会在某个固定位置发出声响。林默涵在这间阁楼里蹲了三个月，把每一块地板的脾气都摸透了。
三块。至少三个人。
他慢慢地把手伸到腰间，摸到那把勃朗宁手枪的枪柄。枪是陈明月塞给他的，三天前，在她被组织安排转移的前夜。她当时说了一句话——“你比我更需要这个。”他没有推辞。在那个雨夜，两个人站在盐埕区公寓的后门口，雨水顺着屋檐淌下来，像一道帘子隔开了他们和整个世界。她转身走进雨里，发髻上那根铜簪在路灯下闪了一下，就不见了。
脚步声停了。停在店面中央，大概是那张颜料柜台旁边。林默涵屏住呼吸，耳朵贴着地板。阁楼的地板是杉木的，年久干裂，传音效果比楼下的墙壁还好。
“沈老板不在。”是伙计阿旺的声音。阿旺是高雄本地人，十八岁，在颜料行干了半年，不知道林默涵的真实身份。他只知道老板姓陈，叫陈文彬，做颜料生意，偶尔有些“台北来的朋友”会来买货。这孩子嘴严，但胆子小。
“他什么时候回来？”一个硬邦邦的、带着北方口音的声音。
“不知道。陈老板没说。他去基隆看货了，说是两天回来。”
“基隆？”另一个声音，更尖些，“有人看见他昨天在台北车站附近出现。”
阿旺沉默了一拍。林默涵的手指在枪柄上收紧了。阿旺不知道他昨天在台北。林默涵告诉阿旺的是“去基隆看一批德国进口颜料”。但特务显然掌握了他昨天在台北的行踪。
“那我不知道。”阿旺的声音有点发抖了，“我就是个看店的。老板去哪儿也不会跟我说。”
“搜。”
这一个字落下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