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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5年的台北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比往年更甚的焦灼与寒意。尽管日历已经翻过了元旦，但料峭春寒仿佛冻结了整座城市，也让台湾当局发布的“海燕通缉令”带来的肃杀气氛更加刺骨。五万银元的悬赏，足以让任何一个市井小民在看到那张线条冷硬、眼神锐利的画像时，心跳漏跳一拍。
画像上的男人，化名“沈墨”，公开身份是高雄“墨海贸易行”的总经理。然而，在军情局第三处少将处长魏正宏的眼里，这个男人就是一条必须拔除的毒蛇，是潜伏在孤岛心脏最深处的定时炸弹。
高雄，墨海贸易行的旧址早已人去楼空，只剩下特务们翻箱倒柜后的一片狼藉。魏正宏站在林默涵曾经办公的桌前，手指拂过桌面，那里早已被反复搜查过无数遍，却依然找不到任何实质性的证据。他阴鸷的目光扫过墙角，那里曾挂着的“宁静致远”条幅也被扯下，露出后面光秃秃的墙壁。
“处长，还是没有任何发现。”一名特务垂手报告，“所有账本、单据都核对过了，除了正常的贸易往来，没有异常。”
魏正宏没有说话，他踱步到窗边，望着高雄港进出的船只，眼神幽深。这个“沈墨”太狡猾了，每一步都走得滴水不漏，仿佛提前预知了危险。他想起第一次见到“沈墨”时的情景，那个温文尔雅、谈吐不凡的侨商，在酒会上应对自如，甚至“不小心”让他搜出了那张伪造的合影。当时自己就觉得此人过于完美，完美得有些不真实，但所有的调查都指向一个结论：一个成功的、只想赚钱的商人。
“完美，往往就是最大的破绽。”魏正宏喃喃自语，声音冷得像冰。他转身，目光如电，“继续搜！连地板砖缝、下水道都不要放过！我就不信，他能凭空消失！”
他回到台北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“沈墨”真实身份的追查中。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那个叛徒张启明提供的“戴金丝眼镜的高雄商人”，范围在不断缩小，但目标却像泥鳅一样滑不留手。直到那个在台北街头被认出、又在西门町电影院附近丢失的钱包被送到他的办公桌上。
钱包是普通的牛皮材质，已经磨损得厉害，显然被主人使用了很久。里面没有钱，也没有任何直接证明身份的文件，只有一张照片，被小心翼翼地夹在一个透明塑料夹里。
照片有些年头了，边缘已经泛黄。画面是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，大约五六岁的年纪，穿着碎花布衣，对着镜头笑得天真烂漫，眼睛弯成了月牙。照片背面，用娟秀的字体写着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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