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凌晨的电话
1955年2月17日，农历乙未年正月二十五。
台北的夜雨下得像天漏了一样。雨水顺着“大稻埕颜料行“二楼的铁皮檐沟倾泻而下，在巷子里砸出一片白茫茫的水雾。巷子对面那盏路灯早就坏了，整条街黑得只剩颜料行二楼窗口透出的一线昏黄灯光。
凌晨三点四十一分。
电话铃响了。
那是一台黑色的美式拨盘电话，放在一楼柜台后面的墙角，是颜料行对外联系的“营业电话“。铃声在寂静的雨夜里刺耳得像警报。林默涵从床上弹起来的时候，陈明月已经先他一步下了楼。
她穿着一件灰蓝色的棉袄，头发披散着，赤脚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，但脚步快而稳，没有发出一点多余的声音。林默涵跟在她后面，一边走一边把衬衫最上面的扣子系上。
陈明月拿起听筒，没有说话。
听筒里传来三声短促的忙音——这是约定的安全信号，表示“紧急情况，请确认身份“。
她把听筒递给林默涵。
林默涵接过电话，用闽南语说了一句：“喂，颜料行，请问找哪位？“
听筒里沉默了两秒，然后一个女人的声音，带着刻意压低的沙哑，说：“沈先生，江太太要生了，想请你帮忙送去医院。“
这是暗号。
“江太太“——江一苇的妻子。“要生了“——情况紧急，必须立刻行动。“送去医院“——需要转移。
林默涵的手指在电话线上轻轻摩挲了一下。
“好，我马上到。“他说。
挂断电话。
他转过身，陈明月的眼睛在昏暗的灯光下亮得像两盏小灯。她没有问“是谁“，也没有问“出了什么事“——她已经听到了那句暗号，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
“江一苇。“林默涵说，声音很轻，“他妻子今晚必须离开台北。“
陈明月的嘴唇抿了一下。她转身走向楼梯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我去准备。“
二、襁褓中的零件
江一苇的妻子叫周淑媛。
她今年二十四岁，怀孕八个月，肚子已经很大了，但此刻她站在大稻埕码头仓库的阴影里，腰杆挺得笔直，脸上没有一丝孕妇的惶恐。她的手里抱着一个襁褓——襁褓里的婴儿只有巴掌大，闭着眼睛，小嘴偶尔动一动，发出微弱的哼唧声。
那不是她的孩子。
她的孩子去年冬天流产了。那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