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5年3月27日，晚七点。
台北车站的大钟指针在雨中闪着微光。候车大厅里挤满了躲雨的行人，空气中混杂着煤烟、樟脑丸和潮湿外套的气味。穿卡其布制服的站务员举着铜哨在月台间奔跑，绿皮慢车刚卸下一批从中坜来的菜贩，竹筐里的空菜叶洒了一地。
林默涵坐在第二候车室的长椅上，膝盖上摊着一张当天的《中央日报》。头版是“**抗俄总动员”的社论，第三版右下角有条三行字的社会新闻：大稻埕颜料行意外失火，店主陈文彬下落不明。
他盯着那行字看了三遍。
这是苏曼卿用生命发出的警报。
三天前，她通过预定渠道送来最后一个情报包——江一苇的密写信、美军顾问团的军列调度表、以及一张用指甲刻在锡箔纸上的留言：“影子有危险，速离台北。”
林默涵当即启用紧急撤离方案，从大稻埕颜料行转移到罗斯福路的安全屋。他在屋里等了二十四个小时，等来的却是这条新闻。
颜料行“意外失火”。
苏曼卿没有出现。
他闭上眼睛，眼前浮现出她最后一次站在咖啡馆门口的样子。那天傍晚，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她倚着门框，手里端着一杯没喝完的咖啡，笑着说：“下次来，我给你煮新到的蓝山。”
没有下次了。
林默涵睁开眼，把报纸翻到第四版，假装在看电影广告。余光扫过候车室入口，那里站着两个穿黑色中山装的男子，一个在抽烟，一个在盯着人群。他们的鞋是军情局特供的翻毛皮鞋，鞋底比普通鞋子薄三毫米——便于奔跑时感受地面震动。
魏正宏的人。
他低头看了一眼手腕上的表。七点十五分。开往基隆的末班慢车还有四十分钟，但从基隆换船去香港的“玛丽号”明早六点起锚。他必须在今晚离开台北，否则一切都会前功尽弃。
口袋里，那枚钢笔沉甸甸的。
笔帽里藏着最后一卷情报——江一苇冒死送出的“台风计划”最终作战序列。七个师、两个舰队、三百架次飞机的调动数据，足够让解放军提前三个月做好防御部署。这卷胶卷，比他自己的命重要一万倍。
候车室入口又进来一个人。
那是个穿灰布旗袍的年轻女人，手里拎着一只藤条箱，头发挽成低髻，插着一根银簪。她在门口站了两秒，目光扫过候车室，然后径直走向林默涵对面的长椅，坐下，从箱子里拿出一本小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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