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2年10月16日清晨，高雄港的防波堤被太平洋的晨雾裹得严实。美国制造的“中兴轮“像一头疲惫的钢铁巨兽，在引水员的引导下缓缓驶入第三码头。林默涵站在甲板右舷，指尖无意识摩挲着风衣第二颗纽扣——那里藏着半截磨秃的火柴，是临行前组织交给他的最后一件信物。
码头上飘来鱼腥与煤烟混合的气味，扩音器里播放着邓丽君的《何日君再来》，甜腻的歌声被海风撕成碎片。他看见穿卡其制服的宪兵正检查每一个下船旅客的证件，枪托上的刺刀在雾中闪着冷光。三年前撤离上海时的火光突然窜进脑海，他猛地闭上眼睛，再睁开时，眼底已只剩符合“归国华侨“身份的怯懦与茫然。
“先生，您的申报单。“海关官员的钢笔在桌面敲出不耐烦的节奏。林默涵将填好的表格推过去，余光瞥见对方制服领口别着的青天白日徽章。申报单上“沈墨“两个字是用正楷写的，这是组织为他准备的新名字，笔画间藏着只有自己才懂的密码——三点水旁的最后一提向右倾斜三十度，墨字的“土“部写成“士“。
“早稻田大学经济学部？“官员推了推鼻梁上的玳瑁眼镜，“昭和二十三年毕业？“
“是的，民国三十六年。“林默涵用日语回答，随即意识到不妥，连忙切换成带着闽南口音的国语，“毕业后在横滨商社做过两年事。“他注意到官员的钢笔尖在“日本“二字上停顿了半秒，指甲缝里嵌着黑泥。
检查台后的风扇发出嗡嗡的噪音，将墙上“宁可错杀三千，不可放过一个“的标语吹得微微颤动。林默涵感到后颈渗出冷汗，他故意让左手拎着的皮箱重心不稳，牙膏管从洗漱包里滚出来，落在官员脚边。
“哎呀！“他弯腰去捡，右手食指在牙膏尾部轻轻一旋。这个铝制软管的底部有圈极细的螺纹，里面藏着0.3毫米厚的微缩胶卷，是他在香港启德机场用特制工具封装的。此刻胶卷正贴着他的掌心，隔着两层布料传来冰凉的触感。
官员用脚尖踢开牙膏管，目光扫过皮箱里的物品：几件替换衣物、一本精装的《国富论》、印有“横滨商社“字样的通讯录。当翻到那叠泛黄的早稻田大学讲义时，林默涵听见自己的心跳声盖过了风扇的轰鸣。讲义第37页夹着他与“父亲“的合影，照片上的老人其实是上海地下党负责人，此刻应该已在前往延安的路上。
“啪嗒“一声，官员合上皮箱，在申报单上盖下印章。林默涵接过证件时，发现对方正盯着自己左手虎口——那里有一道三厘米长的疤痕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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