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，就是资源链接。我们可能没有时间手把手教刘元记账，但我们可以链接社区的财务志愿者、寻找针对特殊儿童家庭的普惠性金融辅导服务。我们的角色不是‘包办者’，而是‘导航员’。觉得精力不够，正说明我们之前的服务模式是低效的，必须升级。”
“第三，信托监督与程序正义。关于资金监管，你说我们无法阻止他动用，这完全是消极放任。法律上，监护权并非毫无约束。我们可以推动建立一种社区化的小额信托监督机制。比如，由村委会、近邻志愿者和我们机构共同形成一个非正式的监督小组，要求大额支出需有基本凭证或说明。这并非不信任，而是帮助刘元建立更健康的财务习惯，也是对捐助款项的社会负责。如果我们因为‘可能管不了’就‘完全不管’，那才是最大的失职。”
霍旭的语气愈发沉肃，带着一种近乎执拗的坚持。
“闻天晴，我们之所以是‘社工’，而不是‘发放员’，就是因为我们要处理这些看似无解的难题。如果只做那些显而易见、毫无阻力的事，那我们的专业性体现在哪里？”
“刘腾的案例，不是一个额外的负担。它恰恰是我们检验工作价值、提升专业水平的试金石。回避它，就是承认我们只能提供浅层的、表面的服务。而攻克它，哪怕只推动一点点改变，才是我们作为专业社工存在的真正意义。”
“所以，问题不在于‘有没有精力’，而在于我们愿不愿意用更专业的方法，去重新定义和解决这个问题。”
闻天晴也沉默下来，“既然你有这么有信心，这个个案就交给你来处理。”
有时候理论是美好的，可是现实并非那般美好。
这一切都要建立在相互协作，各阶段帮助，奈何现在固应镇是什么情况。
志愿者名单，寥寥无几。
霍旭思索片刻，一路无话回到宿舍。
他干劲满满，让闻天晴把所有的关于刘腾的材料都找出来。
闻天晴没有辜负他期望，把这一年多来她所拥有的材料都给了霍旭。
一个晚上，霍旭宿舍的灯就没有暗过。
他不仅仅给刘腾做了资源链接的方向，还给刘元做了职业规划，以及志愿者的发展。
但是霍旭完全忽略一点，低保与残联的钱是直接打在刘腾的账户上。
这张卡是刘元持有，他不可能交出来的。
闻天晴也不想进一步打击霍旭的积极性，固应镇的特殊，需要霍旭自己进一步的了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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