迫感，“我看你是因此怀恨在心！所以在26日晚上，你潜入郭老栓家，将他们老两口残忍地杀害了！是不是？！”
“没有！我没有杀人！警察同志，我真的没有啊！！！”张树森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猛地抬起头，眼神中充满了惊恐和急切，几乎是带着哭腔喊了出来。
“我就是再不是人，也不可能为了几盒烟钱就去杀人啊！那是两条人命啊！”
“张树森！”李鹏威“啪”地一拍桌子，震得桌上的笔录纸都跳了一下，他脸上尽显执法者的威严。
“你看看清楚这里是什么地方！这里是青阳区公安分局！我们警察办案讲的是证据！如果没有掌握足够的线索，会随便把你‘请’到这里来吗？！我劝你不要心存任何侥幸，老实交代你的作案动机和过程！为什么杀人！是怎么杀的！”
“冤枉啊！警察同志，我冤枉啊！”张树森的情绪几乎崩溃，他徒劳地挥舞着双手，试图辩解，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冷汗，“我那晚上哪儿也没去！我吃完饭看了会儿电视，不到九点就睡下了！我一个人住，没人能证明，但我对天发誓，我真的没出门，更没杀人啊！”
接下来的审讯，陷入了一种激烈的拉锯状态。
张树森一再苍白地辩解自己无罪，反复陈述他那无法被证实的“不在场证明”——一个独居老光棍，吃完晚饭，看看电视，早早睡下。
而在九十年代末二十一世纪初的刑侦实践和普遍认知中，当警方认为你具有重大嫌疑时，提供不了不在场证明，本身就会被视为一种不利的证据，一种“心虚”的表现。
“谁主张，谁举证”的原则，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和“命案必破”的压力下，有时会变得模糊。
与此同时，章恒在自己的办公室里，也知道张树森被带回并正在接受审讯的消息。
但他并没有将过多的精力放在这件事上。尽管直觉一次又一次清晰地告诉他——张树森不是凶手——但在缺乏直接证据反驳的情况下，他只能将这份疑虑暂时压下。
他的思绪，更多地沉浸在对案发现场那两个关键物证的分析和推演中。
那个独特的脚印，那根意外的短发，反复在他脑海中盘旋。
他闭上双眼，试图依靠那种玄妙的直觉和严密的逻辑，在脑海中一次次地勾勒凶手的模糊影像：
男性，三十岁出头，正是一个人性情最为暴烈、体力处于巅峰的时期；身高大约一米七，不高，但足够敏捷；体重七十公斤左右，敦实，强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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