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文韬在电话那头并未给出准信，既没一口回绝，也没当场应承，只是一如既往地严谨，让江振邦先把郎先平的文章送去首都，他需亲自过目。
至于能不能讲，在哪里讲，看了东西再说。
而江振邦挂了电话，就安排兴科的保卫干事，将那份足以在学界和政界引发地震的报告复印封存，连夜送往京城。
至于王文韬此前给他布置的那份的命题作文，江振邦再次推迟了提交时间。
一方面是利用郎先平这篇报告投石问路，打草惊蛇。
另一方面，江振邦也是受郎先平启发，有了新的感悟，他需要将对方报告中残酷的现实案例，融合进自己对于监管架构的顶层设计中，做最后的精修与完善。
与此同时，大西区的调研工作也在这种紧锣密鼓的节奏中加速推进。
随着车轮碾过大西区每一寸坑洼的路面，随着那个黑色笔记本上记录的文字越来越密，江振邦心头的巨石也越发沉重。
了解得越深，便越觉棘手。
大西区的困境是多重因素叠加形成的死局，绝非兴宁那种单一维度的经营难题。在这里，单纯推行国企产权改革，亦或是强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，无异于隔靴搔痒，根本无法触及病灶。
问题早已扎堆，甚至可以说，已经彻底打成了死结。
在兴宁，一家企业不行，换个厂长，给点资金，搞个新产品，或许就能起死回生。但在大西区，这一套行不通。
这片不足四十平方公里的土地上，企业密度高得令人窒息。几百家大中型工厂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挤在一起，高耸的烟囱与低矮的家属楼交错混杂，工业用地与生活用地犬牙交错。
道路狭窄拥堵，大型货车进出维艰，物流成本居高不下。更为致命的是，这里的基础设施大多还是几十年前苏联援建时期的底子，地下管网早已锈蚀老化，跑冒滴漏严重，电力负荷更是远远无法满足现代化工业生产的需求。
很多企业，即便江振邦能利用兴科集团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将它们从ICU里救回来，但受限于逼仄的地理空间，它们也根本无法进行技术改造和扩大再生产。
再加上数不清的退休职工、沉重的“企业办社会”负担、盘根错节的三角债链条……
这根本不是单纯的企业经营或者什么体制问题。
这是城市规划出了大问题，是产业布局到了寿终正寝的阶段，甚至是整个社会结构都已经坏死。
在这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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