远处的老渡口有一棵歪脖子的梧桐树，树干斜着伸向水面，叶子快掉光了，剩下的几片挂在枝头上，像一群不肯走的鸟。
韦伯仁站在梧桐树下，背对着他，正弯腰捡什么东西。听见脚步声，他直起身来，手里捏着一片梧桐叶，枯黄的，边缘已经卷了。他看了买家峻一眼，又低下头看那片叶子，忽然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：“这片叶子我认得。上个月我来的时候它还绿着，挂在最边上那根枝子上。现在黄了。黄了就站不住了，风一吹就得落。”
买家峻没有说话。他注意到韦伯仁脚边放着一个小布包，布包的形状不规整，像是装了几本书或者几本册子。
“跟我来。”韦伯仁把梧桐叶放进布包里，转身沿着河岸往下游走。他不走大路，专门挑石板路中间隆起的那道脊走，走得稳稳当当，在月光下像一条踩钢丝的鱼。走了大概二百米，河岸上出现了一条旧木船。
船不大，四五米长，乌篷半旧，船头的桐油被风雨侵蚀得斑斑驳驳，露出底下灰白的木纹。船尾用粗麻绳系在岸边的石桩上，绳结打得极讲究，是渔民常用的猪蹄扣——越拽越紧，解的时候得找准那个活扣。船篷上挂着一盏马灯，灯芯捻得很小，火光黄豆大，在风里簌簌地抖，随时要灭又始终没灭。船舱里摆了一张矮桌，桌上三样东西：一把紫砂壶，两只粗陶杯，一盏已经凉了的茶。桌角压着一张旧报纸，报纸上的字被水渍洇得模糊不清，只能勉强看出“新城”两个字。
韦伯仁上了船，动作熟练得让买家峻意外。他解缆绳的时候只用了一只手——拇指按住绳头，食指和中指一挑一抽，整个绳结就散开了，干脆利落。然后他招呼买家峻坐下，自己坐到矮桌对面，提起紫砂壶，倒了两杯茶。
茶是凉的，颜色很深，接近酱油色。买家峻端起来闻了一下，普洱，至少泡了三道以上，茶味已经淡了，但冷掉的普洱反倒有一种温润的甘甜，不张扬，不苦涩，像是把所有的力气都收进了那点余味里。
“这船是我父亲的。”韦伯仁说。他没有喝茶，只是把杯子端起来，用掌心的温度去暖那杯冷茶。“他是运河上的老船工，从十六岁撑船撑到六十三岁，一辈子没离开过这条河。八年前病重，最后一句话说的是——‘河上的钟声好听，我想再听一回’。”
远处恰好传来钟声。不是寺庙的钟，是运河对岸那座老钟楼的报时钟，整点敲一次，声音苍老而悠长，像一位喉咙沙哑的老者在深夜独自低吟。钟声贴着水面传过来，被水波拉得忽远忽近，听起来竟有几分像河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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