合实验室继续运转，资料按项目共享。”
“西方基金给的是个人合同。”
“我给的是团队合同。”
那人看着屏幕上的操场，烟卷在手里转了几圈，始终没有点燃。
五名负责人中有一人离开，侯军跟了出去，半小时后回来。
“他带走多少资料？”
“个人笔记，公开课题和实验日志都在档案室。”
“给他车票。”
侯军愣住，“送他走？”
“他已经选了路。”
第二天，两批人员乘普通客车出发，四十八名工程师和家属分散前往莫斯科。
列车离站后，站台远处的黑色轿车里，有人拨通电话。
“李山河没有走专列，设备还在研究所。”
“设备扣住了吗？”
“两百多台扣在仓库，剩下的挂进油田维修和通信生产线。”
电话那头传来别列佐夫斯基的声音。
“那就把人拦住，查家属，查住房合同，查每个带孩子的中国人。”
同一时间，安德烈的电报送到李山河手里，列宁格勒至莫斯科的线路出现检查组，乌拉尔方向增加临时安检，第四批车票已经被盯上。
李山河把名单递给赵刚，“车次换掉。”
“人员怎么办？”
“先送市郊招待所，明天改乘长途客车。”
“设备呢？”
“先留着。”
电话响起，米哈伊尔从车站打来。
“李先生，西方基金的人到了，要接管项目组。”
“你们怎么说？”
“四个负责人愿意留下，两个年轻人还在犹豫。”
“把北京的录像再放一遍。”
“现在？”
“现在。”
电话那头停了停，“研究所后楼的地下档案室有人进去过，门锁没动，少了一本设备总账。”
李山河看向桌上那把旧钥匙，“侯军，查今晚所有出入人员。”
“已经在查。”
“别只查研究所的人。”
他把钥匙收进掌心，“联盟扣设备，基金会挖负责人，档案室又少了总账，他们想把研究所拆开卖。”
米哈伊尔的喊声从电话里传来。
“第四批车票被取消了！”
“谁取消的？”
“铁路站长说，所有去
…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