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月的沪上，法租界内的洋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。
自开埠以来，这座城市便成了东西方文明交汇的熔炉。外滩的银行大楼里，西装革履的洋行大班们用生硬的中文谈着丝绸与茶叶的生意；霞飞路的咖啡馆内，旗袍与洋装并肩而坐，空气中弥漫着咖啡与香水的混合气息。而对于“锦绣阁“这样的传统绣坊来说，最大的变化莫过于——越来越多的外国商人开始对中国刺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周嫂是在三天前接到那通电话的。
电话是从外滩一家名为“德昌洋行“的机构打来的。对方自称是买办助理，说他们的经理亨利·史密斯先生前几天在法租界闲逛时，偶然路过“锦绣阁“，被橱窗里一幅绣品吸引，驻足观赏了许久。如今史密斯先生想要定制一批丝巾，作为送给欧洲客户的圣诞礼物，数量一百条，要求每条丝巾上绣一朵不同的中国花卉，针法必须精细，色彩必须鲜明。
“一百条？“周嫂当时握着话筒，声音都变了调，“每条五毛大洋？“
“是每条一块大洋。“电话那头的助理纠正道，“前提是质量过关。史密斯先生说了，他要的不是普通的机器印花，而是纯手工刺绣，每一朵花都要有灵魂。“
一块大洋一条丝巾，一百条就是一百块大洋。
这个数字让周嫂的手指微微发抖。她经营“锦绣阁“十几年，接的最大一笔订单也不过三十块大洋。一百块大洋，意味着她可以还清去年拖欠的房租，可以给三个学徒每人加两块工钱，还可以余下一些钱翻新店面。
“什么时候要货？“她强迫自己冷静下来。
“两个月。八月十五之前必须交货。“
两个月一百条丝巾，平均一天要完成将近两条。对于熟练绣娘来说，这个时间不算太紧，但也不宽裕。更何况史密斯先生要求的不是普通的绣品，而是“每一朵花都要有灵魂“——这需要极高的艺术水准。
周嫂挂断电话后，在店里转了三圈，脑子里飞速盘算着。她手下有五个绣娘，三个学徒，加上阿贝——六个熟练工，两个半熟练工。如果所有人全力以赴，两个月完成一百条丝巾是有可能的。但质量能否达到史密斯先生的要求，她心里没底。
她需要一个带头人。一个能把“灵魂“绣进花里的人。
她想到了阿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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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一早，周嫂把贝贝叫到了里间。
“阿贝，有个大活。“周嫂开门见山，“德昌洋行的史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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