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下来的日子，临江府的空气像浸了冰，连街角的狗都蔫头耷脑的。没人再敢凑堆说话，买东西时递钱都隔着帕子，走在街上总忍不住盯着旁人的脸，怕看见一丝不正常的潮红。
可该来的还是来了，第一例疫病，出现在码头最热闹的那片货场。
染病的是个姓王的扛货工，四十来岁，壮得像头老黄牛，平时能扛着百斤的麻袋走半条街。可这病邪猛得很，他在家烧了两天，起初只当是受了风寒，让媳妇熬了锅姜汤，蒙头捂汗。
可汗没捂出来，烧却越退越高，到第三天时，嘴唇都烧得发焦，连抬手的力气都没了。媳妇急得直哭，家里的药罐熬干了底，黑褐色的药渣粘在罐壁上，像极了他泛青的指甲盖。
实在没法子，她攥着家里最后几文钱，揣着帕子捂紧口鼻，跌跌撞撞往药铺跑。
城里的药铺早得了官府的叮嘱，但凡来求医的，只要说有高热，必须先报官。坐堂的老大夫问了几句症状，手一抖，赶紧让学徒去喊官差。
不过半个时辰，两个穿皂衣的官差就堵在了王家院门口，木门吱呀一声开时，满院的药味混着汗臭扑面而来——王工已经烧得胡话连篇，他媳妇抱着门框哭，眼泪把帕子浸得透湿。
可谁也没料到，疫病的传得这么快。第二天一早，官差再去查看时，王家四口全倒在了炕上，一个个脸烧得通红，呼吸粗得像破风箱；连头天去报信的两个官差，也开始打摆子，其中一个掀开衣襟，后腰已经冒出了几颗淡红色的水疱。
消息传到县衙时，孟春和正对着安沐辰先前写的防疫册子发呆。那册子边角早被他翻得卷了毛边，上面“隔离”“通风”“烧煮衣物”几个字，他用朱笔圈了又圈，可真到了实处，才知难如登天。
药材库的账本摊在案上，甘草、柴胡、金银花的库存全画了红圈，底下的数字一天比一天小；西边那座用来隔离病人的宅子，原本只准备了二十间房，如今没几天，已经挤得连廊下都要摆床了。
他捏着账本的手直抖，指节泛白，耳边总响着外面传来的咳嗽声，夜里连觉都睡不安稳，一闭眼就是病人青紫的脸。
偏这时，城外又涌来了大批的难民——看他们身上的补丁和口音，就知道是从临安逃来的。几十号人挤在城门外，像被风吹聚的枯草，有的怀里揣着饿得哭不出声的孩子，日头毒的时候就往城根下缩，到了夜里就蜷在土坡后，哭声混着北风，能飘进半座城。
离城门近的人家，夜里关着窗都能听见“开门吧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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