朝廷的府库空虚，外使百姓贫穷困乏。
由于饥寒的逼迫，以后必定会有盗贼四起的忧患；因为人民、将士的死伤愁怨，最终必会导致水旱灾害的报应。在上面，将帅们拥兵自重，有飞扬跋扈之心；在下面，士卒因为服役太久，有溃散叛逃之意。变故百出，都是由于用兵。至于生事倡议的人，受到的报应更重。这是因为平民百姓无故因为用兵而死，怨气都积聚在一起，必定要有人承担他们无辜而死的责任。所以圣人对于用兵都畏惧、慎重，不是出于不得已，不敢用兵。
“先前仁宗皇帝抚育天下，对打仗不感兴趣，赵元昊却乘机暗中发动战争，我军在延安、麟府、泾原几处，打上三四次败仗，损失动辄上万，但国内安然无事，战事停息，百姓也无怨言。为什么？
因为全国的官员、百姓都知道仁宗皇帝没有开战之心，天地、鬼神也体谅他有不得已的情况。陛下即位以来，修治铠甲，制造兵器，侦察邻国，群臣窥测陛下这种做法的用意，因而多谈用兵之事。
在开始的时候，辅佐陛下主持国家大政的人，没有忧患和深思远虑之心；掌管军事、参与制定大政的枢臣，也没有考虑危害、把握困难的见识；担任台谏官的人，更没有直言进谏、奉献忠言的议论，见微知著，因此形成启祸的开端。不久薛向便有夺取横山地区的谋议，韩绛提出深入征讨西夏的计划，陈升之、吕公弼等人又在暗中与之协力。
军队受到的损失，国家财力的损耗，比起宝元、庆历年间的失败，虽然不及十分之一，可是天怒人怨，边境士兵背叛，京师骚动，陛下为此事数月不能按时就餐。为什么？因为战争是由陛下发起的，所以官吏、士卒没有怒恨敌人之心而不赞同陛下。
还仰赖祖宗积累的丰厚，皇天保佑之深切，所以使师出无功，以此来感动开悟圣心。然而见识浅陋的人，却正‘以失败为耻辱’极力想求胜。于是又有王韶在熙河制造灾祸，章惇在梅山挑起事端，熊本在渝州和泸州发难。但是这些人都是残杀已经投降的人，俘虏老弱之辈，他们使国家内部困穷，却以夺取了一些空旷无用的土地作为战功，使得陛下得到了虚名，却忽视了实际的灾祸，他们逞强磨练，只是奋身求取个人的功名。
所以沈起、刘彝又在安南发动战争，使得十余万人遭受瘴气的危害，死者过十分之五，而六路的夫役亦死于运送物资、粮草及器械的途中，没有见到敌人便都死尽。我以为陛下对用兵的兴趣必将稍有减弱，可是李宪却又率兵出洮州了。
“多年以来，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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